當前國際潮流已從全球化走向逆全球化，再朝向新全球化，呈現出「曲直向前」的發展趨勢。台灣因長期融入歐美資本主義體系，如今受到全球治理失序失控，特別是美國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逆全球化負面影響，正面臨後續發展上的困難，包括出口衰退、分配失衡、社會矛盾、民粹抬頭、極右當道，以及兩岸關係緊張。有鋻於全球化已步入正、反、合辯證過程的最後階段，並出現數位時代的「全球化4.0」和以發展為優先的中國版新全球化〈即「一帶一路」〉，但台灣卻在致力數位建設之外，仍持續跟班美國路線，似乎不察覺逆全球化已帶來惡果，更遑論攫取新全球化機遇。也因此，面對新全球化來臨，台灣唯有從科學邏輯思維出發，精準抓穩事務變動的本質，適時研提因應對策，才能走通一條符合台灣發展條件的道路，最終始可避免陷入「搭錯車」的風險。
（本文係筆者整理自2019年5月3日在國家文官院的專題報告內容，原題目為「全球化、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兼論台灣公務人員應有的新思維」。）
1‧前言
全球化浪潮已走過一段漫長的風光歲月，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激起了歐美各地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更助長一波波的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運動和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思潮的旋風。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Brexit〉成功，導致歐盟政經板塊鬆動，法、德、意、荷、西等國的民粹主義運動活躍，反對歐洲整合，拒絕收容難民，已扔給世界一個很大懸念：全球化的喪鐘是否已經敲響？
美國總統川普上台之後，堅持「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宣布美國退出下一世代的自由貿易協定TPP，並揚言抵制世貿組織WTO，此一「川普現象」更引領諸多國家發展政策的「內傾化」，導致瞬間全球化進程陷入空前低潮。蘋果執行長庫克〈Tim Cook〉曾在中國大陸發表「全球化新環境下的創新」專題演講，他強調全球化雖然不是雨露均霑各國，同時也產生了後遺症，但大體上對這個世界是好的。顯然，跨國企業對全球化仍有所期待。
當前世界政經環境充滿不穩定和複雜性，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蔚為風潮，經濟復甦更具高度不確定性，不排除還會出現一群逆全球化的「黑天鵝事件」。尤其全球化相當程度衝破了民族國家的主權籓籬，常被質疑是「美國化」或西方化，進而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惡化、相對地「全球在地化」和包容性的全球化新訴求不斷浮現。
台灣的天然資源有限，經濟體制以對外貿易為導向，且深刻地參與全球化產業鏈分工，不論商品貿易、資金流動、技術轉移、人員往來、資訊傳播、文化融合等，都與全球化過程緊密連結。面對當今反全球化運動和逆全球化思潮正在篡奪全球化的主流地位，台灣唯有務實以對，建構全球化、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New Globalization〉進程的正、反、合辯證新思維，才能將危機翻轉為機遇。
「思想在碰撞中昇華，智慧在交鋒中閃爍。」針對從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再到新全球化的過程，各種理論和主張五花八門，故理應通過各種不同角度辯論和交鋒，始能有助揚棄舊內容而創造新格局。全球化是一把雙刄劍，既能帶來成長的正效應，也能帶來分配失衡的負效應。所以政府理應責無旁貸「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強化國家治理建設，以具體政策平衡全球化進程的輸贏雙方，方是發展正途。
2‧全球化大剖析
美國新保守派理論大師Francis Fukuyama認為，全球化意味著「相互依賴」，指人們之間的貿易和信息溝通超越自然國家的邊界。尤其進入資訊革命時代後，各種通訊暢通世界各角落，技術的發展更讓全球化不可逆轉。《世界不是平的》一書作者經濟學家 Stephen D.King指稱，技術進步並不能決定全球化。他還認為，全球化指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都可以跨國界自由流動。不過，全球化和民族國家間不可避免會產生緊張。
著名的全球化學者Jan N. Pieterse 也在《全球現代性》一書提出，「在本質上，全球化是一種觀念，源自西方的技術、商業和文化的同步擴散，有助於全世界逐漸地趨於一致性和標準化，進而與全球現代性緊密聯繫在一起。」另根據《地球是平的》一書作者Thomas Friedman分析，全球化發展有三個階段，分別是全球化1.0〈1492年開始的大航海時代〉、全球化2.0〈180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時代〉、全球化3.0〈2000年開始的資訊革命時代〉。其實很明顯，這是先後由西方價值和歐美大國力量所主導建構的西方化之全球化體系。
延續著Thomas Friedman 的全球化三階段論，最近又出現全球化4.0的概念，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概念相伴而生。今年初世界經濟論壇即以「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架構」為題，探討此一新型全球化的出現。著名的國際經濟學專家Richard Baldwin提醒，大家必須做好充分準備，迎接數位技術發展的全球化4.0 時代的到來，避免不利於社會發展；各國政府更須幫助人們調整以適應此一新型全球化時代，才能掌握發展主動性。
回顧歷史，全球化常被等同於西方化〈或「美國化」〉，因為歐美大國在世界政經格局擁有壓倒性影響力，自然對全球化有詮釋權；甚至因在經濟和技術上獨占鰲頭，而從經濟全球化中獲致最多利益。尤其在歐美大國挟經濟和技術優勢攻略全球市場的態勢下，除垂涎全球巨大的海外市場，還同步傳播西方人權、民主的普世價值，並衝破全球民族國家的主權藩籬。
有時全球化和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在概念上也常被混淆。事實上，前者是把全世界視為整體，要跳脫時空與彼此的區別；後者則努力要抹去國與國之間的各種差異，並促進彼此的交流合作。全球化是在世界範圍內的跨國家、跨民族和跨文明的趨同〈convergence〉，並共同發展；而國際化則強調某一個國家在與其他國家展開交流時，更重視合作和理解。兩者在內涵上，也呈現不同的分野。
在現實上，即使全球化取得再大的進展，世界也難以徹底地邁向均值化〈homogenization〉而變為平的，因為各國基於本國的價值觀和利益，仍會選擇性存在著被稱為「國家」的巨大障礙。近年來全球化帶來了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惡化，保護主義來潮，同時還面臨著「領導力赤字」〈Leadership deficit〉的問題，而英美等大國也開始轉向「再國家化」〈Re-nationalization〉了。
美國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Dani Rodrik ，更從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深度反思在全球化下本土與世界的關係，最後並宣稱：「我們只能選擇『有限度的全球化』」！它是以本土意識為基礎的全球化，而不是要消除各國邊界的全球化。不同國家可以擁有權力追求自己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接著再尋求可行的全球範圍的經濟合作。
1992年美國學者Roland Robertson早就提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考量到世界各地特殊情況，許多跨國企業已將商品產銷或服務流程作適當調整，採取以切入在地市場為主的運作策略。基本上，「全球在地化」並非對立於全球化和在地化。為因應實際環境變遷，全球化和在地化早已併軌，同時構成了全球化的“globalization”和在地化的“localization”合體的“glocalization”新面貌。
有鑒於以擴大貿易和世界市場整合為前提的全球化，正在發生巨大的質變。許多精敏的跨國企業紛紛轉而採取「全球在地化」，亦即從追求「世界第一」到「當地第一」的戰略。「全球在地化」的核心是，雖然在世界各地投資設廠，卻是「地產地銷」，亦即在海外消費地的生產擴大，不再依賴對全球市場出口，既可抑制匯率風險，更無需擔憂全球貿易保護氾濫帶來衝擊。
相對「全球在地化」處在現在進行式，最近幾年全球化則已發生逆轉和倒退。由於各種保護主義、民族主義、地緣政治等多種因素交雜，已迫使原有全球化發展陷入低迷，甚至不得不換檔。客觀而言，全球化本身始終就具有雙重性，同時存在著正面的全球化和負面的全球化。在全球化可促進共榮發展的理想主義受到挑戰後，經濟秩序失衡、收入不平等的全球化負面形象也相對突出了。
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全球化雖然促進了世界經濟增長，卻也同時給世界帶來嚴重的不均衡問題，才得以讓「全球在地化」和「再國家化」等現象出現。所以目前的全球化也可說是非均衡的全球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Stiglitz即認為，問題不在全球化本身，而在全球化的方式。由於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並沒有得到公平分配，各國政治菁英過度看重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利益，卻忽略有些人因此受到傷害。
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Black Rock執行長Laurence Fink早已宣告：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退去！而放眼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競相改走自己的發展路線，並塑造各國特有風格，隱然已呈現一股「去全球化」的氣候。面對全球化時代的逆轉，歐美主要國家對移民的敵意日益強烈，民粹勢力加速壯大，已促使各國政府和跨國企業警覺到必須開始進行有助就業創造的「國內製造」，並加強「供應鏈在地化」，才能持續生存和發展下去。
歐美先進國家曾是推動全球化的主力和最大受益者，開發中國家則是推動全球化的很大阻力。如今雙方卻角色互換，全球化在歐美遭遇了逆風，而開發中國家為確保出口市場，反而挺身捍衛全球化。尤其亞洲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大陸〉並不認可「去全球化」逆流，已積極採取了協調〈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協作〈collaboration〉等所謂「三C」策略，全力應對全球化問題。
3‧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
全球化在經濟領域內生的資本、技術、訊息優勢整合，導致南北方國家、以及一國內的貧富差距拉大。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衡、資源配置失當，其弊端即可用「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來形容。在「馬太效應」逐漸擴大之下，長期來享受全球化好處的群體越好，相對地受害的群體就越壞，並呈現兩極分化的現象。也因此，各國的弱勢族群深陷全球化的恐懼中，進而群起以激烈行動反抗全球化。
回顧1999年11月底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因「千年回合」的全球談判失敗，引發來自各國NGO組織和5萬多名反全球化者的抗爭。這是第一次引起世界注意的反全球化運動。著名政經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認為，反全球化力量的表現，是在為弱勢者和處於邊緣者的利益來抵制富者的權勢，並彰顯平等主義的政治衝動依然有力，而且已在捲土重來中。
過去2年來，歐美一些國家主張貿易保護、限制移民的聲浪大，助長民粹主義政黨抬頭，甚至英國「脫歐」、美國退出TPP和聯合國相關機構，這一波思潮和動作被稱為逆全球化，以與反全球化作區別。逆全球化的目標之一，在杜絕開發中國家的移民。表面上雖主張本國利益優先，實際上更強調本階層利益至上，並以選票影響政府組成和政策走向。逆全球化已突顯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無力的危機。
再進一步觀察，全球化發展是曲直向前的，其方向相當明確，但道路卻是曲折的。在本質上逆全球化不等於反全球化，前者屬客觀的經濟思潮和現象，後者則是人為政治操作，但兩者之間又相互連動影響。逆全球化之所以發生，深層原因相當複雜，包括資本活動帶來技術進步並影響就業機會，勞資雙方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尤其金融風險，移民和難民衝擊，遂助長歐美以「國家優先」為主的的強烈民族主義回潮。
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前者的參與主體是歐美等先進國家的政府本身和政客群體；後者的參與主體則是全球範圍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NGO組織團體，以及經濟弱勢的普通勞動群眾。基本上逆全球化要加快再工業化，推動資本向本國的實體經濟回流，並企圖主導全球秩序；反全球化則因不滿本身在全球化中失業，反對向開發中國家轉移生產。兩者的訴求殊途同歸都趨向本土化。
英國劍橋大學資深學者 Finbarr Livesey 著有《從全球化到本土化》一書，他並不只是把逆全球化作為一種逆流來理解，更認為當前的逆全球化趨向之背後，即隱含著一種改變全球化的內在邏輯。根據Finbarr Livesey 研析，未來勞動力很大程度會被機器人、3D列印等新技術取代，勞動成本高低不再是問題，製造業回流將成為可能，並動搖原有全球貿易分工基礎，一種新的本土化要求將興起。
逆全球化思潮湧現，與過去全球化和各國經濟發展失衡及矛盾積累有關，不僅出現在國與國之間、也出現在一國的內部。當經濟成長動能緩慢下來，矛盾就不斷被擴大，並激化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浪潮。歐美主要國家的逆全球化傾向，恐怕也是在面對本國內弊病叢生，以及全球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大陸、印度、東南亞等〉的影響力開始翻轉，而被迫必須試圖重塑更加符合其國家政經利益的全球化方向。
英國的「脫歐」行動，具有諷刺性。1817年英國經濟學家Ricardo根據「比較生產成本理論」得出結論：「自由貿易可以使所有國家受益。」但經過200年後的今天，英國卻背叛Ricardo，要「脫歐」並改採貿易保護主義。另一今是昔非的例子，是美國向來全力推動全球化，而今川普總統卻反其道而行，退出TPP和聯合國相關機構，以及批判WTO多邊貿易機制，重視雙邊經貿談判，並以提高關稅為恫嚇手段，完全向貿易保護主義傾斜。
英國「脫歐」是被難民問題和歐盟體制各種負面因素所逼出，並點燃逆全球化火種。多數英國公民認為歐盟對英國並不是機遇，而是形同威脅國家安全和社會就業的全球化之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前首相梅伊〈Theresa May〉始終堅持，將藉「脫歐」機會打造一個內部更加團結的英國，以及一個更全球化的英國。將來英國將與歐洲國家保持盟友關係，同時也放眼全世界，將與亞太地區盟友發展經貿關係。
美國作為傳統的全球化第一大國，而今卻變成逆全球化的領頭羊。「川普現象」〈Trump phenomenon〉雖是美國國內的政治現象，但其根源則是全球化帶給美國內部各階層獲益失衡的社會矛盾之結果。川普總統執政以來，高舉「美國優先」保護主義大旗，已賦予逆全球化〈甚至是反全球化〉一定的合法性，並激勵了法國、德國、義大利等歐盟主要國家的民粹勢力和極右派政客，更有信心顛覆全球化發展模式。
儘管「川普現象」被視為逆全球化的旗手，它卻同時開啟了「右翼全球化」的新階段。之所以強調公平貿易和提高關稅，並不是要回歸美國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其目的也不是要減少、反而是要擴大全球市場。有人形容川普的經濟政策根本就是一種偽裝「保護工人利益」的「右翼全球化」，既反對移民，又不支持國內進步主義的補償和福利政策，其推動的減稅、鬆綁金融和環境規則，特別是反工會政策，都在提高資方地位。
總之，美國引領的逆全球化進一步惡化，已突顯資本主義大國治理能力建設有其緊迫性，也使得全球治理成為焦點，必須與時俱進，通過國際合作機制來解決全球性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安全問題。有識之士已呼籲，面對逆全球化的劇烈衝擊，將導致全球責任真空化，故必須要求各國承擔起全球責任，加速推進以共同發展為導向的全球化，重新制定全球治理新規則，以提高全球化運行質量。
4.新全球化
回顧過去舊的或傳統的全球化，因少數國家所主導的全球化治理規則未盡公平合理，導致歧視和剝削等全球秩序失衡現象，加劇了原有支持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兩極分化，遂激發各種形式的新全球化出現。在舊的或傳統的全球化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的同時，以更公正合理為主訴求的各種形式的新全球化正在湧現，可見全球化仍是一股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這正如古詩所吟：「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舊的或傳統的全球化已擠掉泡沫和雜質，更加突顯新全球化的價值。而以開放為導向，重視權利平等，共商規則，共建機制，以及共享利益，即可發展出在本質上有別於過去的全球化之新全球化體系。尤其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 網路平台、3D列印、手機通訊、大數據、人工智慧〈AI〉等已催生新的生產模式並促進全球產業價值鏈和產能合作進一步擴展，此一新全球化又被形容為數位時代的「全球化4.0」。
從全球化到逆全球化的變動過程，因受到「鐘擺效應」〈Pendulum Effect〉影響，已激發APEC、G20等國際組織揚棄過去的全球化內容，並探索更公平分配、共享利益的新思路，力求建構符合新環境的新全球化模式。目前中國大陸、日本、德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政治精英都已覺醒，正積極抓緊全球化的「鐘擺效應」新方向，除支持具有改革內涵的全球自由貿易之際，也力求推進平等參與、成果分享的新全球化之全球治理秩序。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在「逆全球化思潮下的中國方案報告」，除梳理逆全球化現象，更宣稱應與聯合國「2030議程」發展路徑融合，推進包容性〈inclusive〉全球化的新全球化，並嚴格治理全球金融體系。包容性全球化的新全球化，其特色是：要求包容各類型的自由貿易安排〈RTA〉，以及推動多邊貿易體系WTO進行改革；同時呼籲各國國內政策應鼓勵技術進步、節制資本、扶持勞工，以及充分就業、效率和公平。
隨著逆全球化發展，全球經濟重心從已開發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轉移。中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公開提出中國版「新全球化」的發展思路。連續兩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也在引領亞洲國家和全球企業對未來新全球化的共識。中國版「新全球化」強調：以創新驅動成長、協同連動的合作、公正合理的治理、平衡互惠的發展，才得以解決全球治理的失靈問題，並在舊全球化廢墟建立新全球化。而具體的做法是推動「一帶一路」大戰略。
有別於舊的或傳統的全球化以「規則優先」不同，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重視的是「發展優先」。特別是過去的全球化追求「趨同」的西方化， 而「一帶一路」倡議的是承認差異性，以及在多元化下的合作共識。不容置疑的，過去支撐全球化的軟硬基礎設施已明顯落後，並嚴重制約了全球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 而「一帶一路」則啟動了為全球化「修路」的基礎工程，並實質滿足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幫助解決貧困問題。
相對過去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因遭受逆全球化衝擊而開始退居「守成」階段，目前中國大陸則儼然成為新全球化的「划船者」，積極要引領全球基礎建設和經濟創新成長，並建立互利共贏模式。但必須指出的，迄今中國大陸推動新全球化仍是有選擇性和節制的，主要聚焦基礎建設和經貿領域的全球化。至於資本、人員流動和民主價值的全球化，似乎還有努力的空間，所以其新全球化係屬於選擇性的新全球化。
正當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積極為新全球化「修路」之際，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興起，新技術的噴井似發展，特別是高效而快速的通訊形式和運輸方式更加速人口、貨物和思想流動，已把全球化帶入一個全新階段。對於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架構，有人稱之為「全球化4.0」，以銜接Thomas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所提的全球化三個階段論。今年初的世界經濟論壇的主題，就特別設定為「全球化4.0 」。
世界經濟論壇特別聚焦在「全球化4.0」數位經濟時代之機遇與治理挑戰。其中一個核心論點是，「全球化4.0」因依托在智慧數位的技術推動，但這仍須全球數位貿易作為載體以推動全球互聯互通。有鑒於在當前「逆全球化」時代的全球經濟成長已經停滯，這也成為「全球化4.0」時代需要解決的首要課題 。目前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緊密相連的跨境電商，已扮演著推進數位化和全球化相得益彰的作用。
「全球化4.0」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相輔相成。製造業把資訊科技和傳統工業融合，甚至能進行智慧化升級，尤其是對技術、工業體系實施創新驅動，才能把握這一波全球化進程的突破點。推動「全球化4.0」進程是以人為本的，更是以積極的價值觀為驅動的。世界經濟論壇已提醒，有幸可以開發技術、投資技術，甚至可以直接運用最新技術的人，都應該幫助弱勢群體共享技術紅利。
在「全球化4.0」時代，互聯網的普及和數位技術的成本相對低，也相當有利於訪問數位網絡的人們變得更加全球化。因此，在這個趨近於「地球村」的時代數位技術深刻地支配著全球化的未來。推動這一波新全球化進程是以人為本的，更是以積極的價值觀為驅動的。世界經濟論壇已提醒，有幸可以開發技術、投資技術，甚至可以直接運用最新技術的人，都應該幫助弱勢群體共享技術紅利。
第四次工業革命將重塑經濟實力、科學領導力、價值鏈架構，以及未來的政治體系，也將對「全球化4.0」時代各國關係產生深遠影響。所以必須建構新的全球治理，以確保新全球化過程利益分配均衡。固然「全球化4.0」時代新的資訊技術可望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支柱之一，但反過來它也可能增大全球經濟面臨的「技術風險」。因此，必須防患任何軟硬體運作失誤，才能避免釀成「技術休克」災難。
5‧結論與十點建言
全球化的眾多負面現象、逆全球化的激烈挑戰和訴求，以及新全球化的願景和發展動向，都容易成為新的政經和社會問題，並影響國家發展和民眾利益，政府部門理應責無旁貸地適時加以有效應對和管理。面對從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再到新全球化「曲直向前」的發展趨勢，台灣除了應重新檢視一昧追隨美國腳步是否妥當，更應從正、反、合的科學辯證邏輯思維出發，精準抓穩事務變動的本質，有效地研提因應對策，才能在逆全球化轉向新全球化過程避免「搭錯車」，以及趨吉避凶，迎〈贏〉向美好未來。
（1）政府、企業、勞工、消費者的互動模式將被迫調整
從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再到新全球化，最直接影響的層面是政府部門、企業、勞工階層和消費群眾既有的互動模式將被迫調整，所以如何建構共享利益、健康和諧的新四角關係，將是為政者一大挑戰。
（2）台灣要迎〈贏〉向新全球化就必須強化新論述
在逆全球化時代，排山倒海的反全球化負面情緒和言論已充斥社會各角落及媒體上，台灣的政經發展長期來與全球化緊密連結，若還要繼續走全球化路線、甚至要迎〈贏〉向新全球化，則必須強化新論述。
（3）逆全球化的社會基礎日益廣泛且抗爭性強
檢視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社會基礎，參與者不單只是勞工階層、失業和弱勢族群、消費群益、環境保護等各類訴求的社運團體，同時還有越來越多失落、崩潰的中產階層，可謂背景複雜、目標各異，抗爭性強。
（4）政府應建構化解逆全球化威脅的靈活務實能力
長期來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本是同路人，如今逆全球化旋風威脅既有資本主義體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面對民粹主義和新興本土化的浪潮，以及極右派勢力的鮮猛挑戰，政府理應建構更靈活務實的應對能力。
（5）政府部門唯有提高敏感度才能回應民眾期待
全球化、逆全球化和新全球化不僅與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有關，同時也是一種變遷的社會現象，各界民眾正苦於無法立即調適。相對地，政府部門唯有提高敏感度，才能迅速對付變化，回應民眾的要求。
（6）正確抓好各種辯證關係才是「趨吉避凶」之道
在應對上述三個不同階段發展的全球化，政府部門在制定對策之前恐須作足功課，正確抓好外因與內因、創新與傳統、全面與局部等的辨證關係，並調整相關經貿、財金、監管等措施，才是「趨吉避凶」之道。
（7）人的觀念改變和制度結構調整有其必要性
目前政府部門都習慣於在前一波全球化時代所制定的政策，但面對逆全球化和新全球化的新變數和挑戰，沿用舊思維顯然無法處理新事務。所以人的觀念改變和制度結構調整，相對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8）針對工業4.0時代厚植新全球化的人力資本
政府部門應針對工業4.0時代、以包容性為訴求的新全球化制定務實之治理政策；而其中人力資源最重要，必須加速培訓本國內跨領域和跨議題人才，同時開放外國新經濟移民，即可厚植新全球化時代的人力資本。
（9）國內教育體系應改革限有課程以拓展新國際觀
除政府部門厚植新全球化人力資本，制訂有效的新全球化治理對策之外，國內教育體系也應根據全球化、逆全球化、新全球化的「正、反、合」辯證發展，對現有課程進行改革，全力開發新專業，以拓展新國際觀。
（9）邁入新全球化時代更要有全新思維的周全準備
最後套用2006年TIME雜誌年度風雲人物的最後一句話：「全球化的時代，你準備好了嗎？」而在經過13年後的今天，全球化已從逆全球化邁入新全球化時代，不確定因素更多，大家更要有全新思維的周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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