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第十章 蘇聯曾企圖染指台獨組織

發表:2019年9月21日

        1969年蘇聯與中國大陸因爆發黑龍江珍寶島主權衝突事件,雙邊友好關係斷裂,並衍生蘇聯社會主義修正主義和中國大陸毛澤東主義的路線之爭,蘇聯乃轉而主動接觸且爭取台灣蔣家國民黨政府合作「反中」(相關內容請參本連載第九章,以及企圖聯手海外的台獨組織,俾從中攫取相關情報,進而協助蘇聯「反中」。據瞭解,當時被蘇聯接觸過的海外台獨領導人,除日前在台北過世的日本左派台獨領導人史明外,還有日本右派台獨領導人王育德、許世楷、黃昭堂等。1970年代初期,上述兩方的類此互動情況更為活絡。但這段歷史迄今仍是台俄關係史上的空白點,筆者試藉本文填補此一缺憾。

1. 蘇聯接觸國民黨政府互動頗見默契

        1969年中後期到1970年初期,隨著蘇聯清算史達林主義,改走修正主義路線之後,蘇聯頻頻對台灣國民黨政府示好,雙方互動頗見默契。打從蘇聯KGB駐英國工作人員路易斯以記者名義秘訪台灣,並與蔣經國搭上線,準備聯合國民黨對付中共毛澤東政權起,就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台灣也開始做出相對回應,除秘密訓令駐歐洲各地的外交機構人員加緊與蘇聯駐外代表接觸外,在台灣內部也把過去唱得嘎嘎作響的「反共抗俄」口號,偷偷拿掉了「抗俄」兩個字,只剩下「反共」而已。

    1969年3月開始,一艘蘇聯船隻在香港附近的維多利亞海域停留,兩名冒充船員的蘇聯間諜與香港商人合作,除蒐羅香港及中國大陸與英國關係的情報外,也收集任何有關台灣的消息。那位香港商人曾赴日本會見1950年活躍在當地的蘇聯間諜鮑里加洛夫,向他報告許多有關台灣的政治、軍事情報。1972年2月,那位香港商人因涉及出售港幣換取盧布的套匯案件,遭香港警方破獲,從而供出協助蘇聯間諜工作的內幕。這件橫跨蘇聯、香港、台灣、日本的國際間諜事件,當時在香港、日本極為轟動,也成為珍寶島事件後中共、蘇共關係緊張年代裡,蘇聯對台灣存有「企圖」的另一項有利說明。

而有感於台灣對蘇聯政策彈性化,1972年3月蘇聯《新時代》週刊在報導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一致推舉蔣介石為第五任中華民國統候選人的消息時,並不迴避使用「中華民國」的字眼。1971年在聯合國接納中國大陸入會之後,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周書楷即曾公開宣稱,「為了國家的生存,可以與魔鬼(指蘇聯)打交道。」此舉已凸顯台灣為尋求國際外交生存空間,不惜打出「蘇聯牌」。1972年10月10日,台灣內部突然出現第一本俄語刊物「俄語文摘」,相當程度係在回應蘇聯與國民黨政府接觸的此一新情勢需求。該刊物創辦人是一群在國防部政治作戰學校教書的教授,其背後支持者有當年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王新衡(蔣經國好友)、曾留學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的關素質、國民黨政府前駐蘇聯外交官楊爾瑛等人。

2. 蘇聯爭取日本台獨組織「反中」

        相對於蘇聯與台灣之間眉來眼去、互通聲息,在同樣的1970年代初期,蘇聯也頻頻接觸並爭取在海外的台獨組織。當時日本左派主張社會主義的台獨組織,以「台灣人民社會主義聯盟」最引人注目,其機關刊物《台灣時代》完全站在蘇聯的立場和觀點,針對相關國際的評述,凡是蘇聯贊成的,他們都贊成,凡是蘇聯反對的,他們都反對,已經淪為蘇聯的傳聲筒了!例如:攻擊中國大陸為霸權主義、擴張主義。當中國大陸與越南發生軍事衝突時,徹頭徹尾站在越南立場發聲。該聯盟係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理論武器來,看待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並強調「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另一個國家」,但也不反對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只是主張必須在獨立革命成功後以後,雙方應以平等地位談判統一問題。(請參台灣共產黨人蘇新的自傳與文集《未歸的台共鬥魂》一書)

    至於當時蘇聯所接觸的在日本台獨左派組織,除「台灣人民社會主義聯盟」之外,還有「台灣共產黨」、「台灣獨立連合會」、「獨立台灣會」、「台灣革命軍」、「台灣人建國委員會」等,主要均由在東京的少數台灣留日學生所組成。其中,史明是「台灣獨立連合會」和「獨立台灣會」的主要領導人,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曾赴延安投入抗日運動,由於他懂日語,又被中共派到上海,從事抗日反殖民統治的地下工作。戰後他曾在西北解放區軍事幹部學校和軍政大學任職;新中國成立後,他因「某種原因」對中共心生不滿,遂離開中國大陸赴日本從事台獨運動,並把主戰場定位在「島內」,轉而對台灣進行地下工作。他始終站在台灣工農階級立場,著有《台灣四百年史》,1993年李登輝總統任內他得以獲准返台,後來蔡英文總統延聘他出任總統府資政。過去外界對他可能有「蘇聯背景」,但仍待商榷。另外,當時圍繞在《台灣文化》雜誌的,也有一群以工農為主體、無產階級專政的台獨主張者,其負責人朱世紀,是林義雄高中同學和台大法律系晚一屆的學弟,1992年已獲准回台。(有關史明和朱世紀的更多資料,可參考陳銘城著《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一書)。

    再根據蘇新上開書記載,1970年代蘇聯也積極和在日本的右派台獨組織(如「台灣青年會」、「日本台獨聯盟」、「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持續保持聯繫,尤其在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蘇聯更加千方百計地對一些日本台獨組織進行吸收工作,劍指台灣的企圖昭然若揭。蘇新還引述當時《日中月刊》的報導指稱,1971年秋到1972年1月間,透過日本前首相岸信介(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戰犯之一)的親信遠山景久的引薦,20多位在日本的右派台獨領袖,分四批訪問了蘇聯駐日本大使館,其中包括「台灣青年會」、「日本台獨聯盟」的王育德、許世楷、郭榮桔,以及「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林台元等人。而遠山景久所主持的日本關東廣播電台,其地址設在「麻布大廈」,鄰近蘇聯駐日本大使館(現為俄羅斯駐日本大使館)。也因此,該廣播電台遂成為日本右派台獨組織與蘇聯進行聯繫的場所。蘇新由於早年留學日本,並從事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後來又長期在中國大陸工作,故甚為瞭解1970年代蘇聯如何在日本與台獨組織接觸的內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右派台獨組織領袖之一的許世楷,他的叔父許乃昌,就是早期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者,曾經由中共管道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許世楷原來是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犯黑名單」,後來李登輝總統推動政治本土化,開放海外台獨份子返台,許世楷得以返台並繼續從事他的台獨思想運動,在陳水扁總統任內還出任駐日代表。

3. 兩件蘇聯與台獨人士的插曲

   1969-1970年間,日本台獨組織「台灣青年會」辦公室搬遷到東京新宿區後,仍然依慣例把機關刊物《台灣情年》寄往各國(包括蘇聯)駐日本大使館。其中,,蘇聯由於對於反台灣國民黨政府的該組織甚有興趣,曾經派蘇聯通商代表處官員(其實是KGB特務)去接觸「台灣青年會」。還邀請該會「舵手」黃昭堂,為莫斯科的權威國際關係雜誌撰稿,結果對方表示稿子寫得太好了,已轉呈蘇聯高層做政策參考,還要支付稿費。黃昭堂心裡有所提防,婉拒收取稿費,並告訴對方:「我絕不做蘇聯特務的耳目,絕不替特務打報告。」黃昭堂之所以如此謹慎,與當時日本外事課警察一直在跟蹤蘇聯大使館的特務有關。《建國舵手黃昭堂》一書載有此事。

   另外, 1970年1月間,當時任教台灣大學的台獨運動「教父」彭明敏,因與幾位學生共同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觸犯國民黨政府的禁忌,遭到24小時監視,後經在日本的台獨成員展開協助,才順利自台灣偷渡出境,經曼谷飛蘇聯塔什干、再轉赴瑞典,從此流亡海外。彭明敏在塔什干機場曾寫信給營救他的友人,那張寄自蘇聯、蓋有「CCCP」郵戳印記的明信片,已成為台獨人士津津樂道的一椿往事。問題是,以當年蘇聯縝密的諜報網,怎可能疏忽彭明敏這號人物過境蘇聯轉機?這也成為羅生門。

4. 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理解,蘇聯在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因其國內改走社會主義修正主義路線,與當時中國大陸的毛澤東威權主義嚴重發生路線衝突,既渴想爭取與台灣國民黨政府合作「反中」,也冀望從在日本的台獨組織獲得台灣的情報,使之成為蘇聯「反中」的同路人。簡言之,蘇聯是算計在台灣標榜「反共」的國民黨、與反國民黨的海外台獨組織之間「左右逢源」,以建構對中國大陸更大範圍的包圍網。這段過往歷史,雖然當前國人知曉者鮮少,但仍值得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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