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23 發表於 淡江大學歐洲聯盟論壇暨冬季研習營
前 言
台灣人第一次與俄羅斯人相遇，竟然是一場戰爭。
台俄關係300多年來，仍然存在著不少歷史的空白點。
壹、台灣籐牌兵遠征西伯利亞
“翻開台灣與俄羅斯交流歷史第一頁，竟然是1683年清朝康熙年間，500名台灣籐牌兵隨同清軍遠征西伯利亞的雅薩克城，並在江中擊敗入侵中國北疆的「羅剎」〈俄羅斯〉船兵，為中國最早一次抗俄勝利者。
率領台灣籐牌兵的是澎湖人林星珠，係鄭成功之後鄭經的大將，清將施琅攻克台灣之後，隨鄭氏降清，最後沒料到會被清廷調派遠征西伯利亞，卻意外成為史上最早與俄羅斯人接觸的台灣人，台灣籐牌兵也因此威震清朝上下。
台灣籐牌兵遠征西伯利亞，俄羅斯歷史未見提及此一事件。但是清朝有關史料和台灣文獻則多有記載，只不過都認為遠征雅薩克城的籐牌兵，是徵調自福建，所以又稱為「福建籐牌兵」。
事實上，鄭氏王朝終結後，台灣已被納入福建承宣布政使司的一個府，大家習慣把台灣降清官兵稱之為「福建投誠官兵」，因此清史把台灣籐牌兵記載為「福建籐牌兵」也是很自然的事。
金庸的小說「鹿鼎記」曾描繪林興珠率籐牌兵作戰情形，左手以籐牌擋羅剎火槍鉛子，右手持大刀砍斷對方一腿。此說可考否，以金庸的博學，或仍有相當的史料佐證。但俄羅斯人驚呼籐牌兵是「大帽子」，也在歷史留下威名。
根據「清史稿校註」，有提及福建出產籐，以籐製程盾牌，輕便性能優，渡水浮力大，籐牌兵渡水不必耗體力，在水戰上很佔便宜。但林興珠率領的籐牌兵，有許多是來自台灣的高砂族，使用的籐牌也都取材自山地的藤條。
貳、最早接觸台灣的俄羅斯人
在台灣籐牌兵遠征雅薩克城近百年之後，俄羅斯與台灣也發生意外的接觸。1771年在西伯利亞堪察加的一艘俄羅斯軍艦「Corvelt」號，在當地被遭流放的罪犯劫持，經遊鄂霍次克海南下逃亡，後經日本、琉球，終於抵達台灣花蓮一處港口。
這位劫船犯是匈牙利伯爵莫里斯‧貝尼奧爾基，因參加俄波戰爭被俘被放逐到堪察加，後夥同一批罪犯劫船成功，南下侵入台灣東部，因與原住民互動良好，獲得「福爾摩沙之王」之稱，接著轉進到今日的福隆地方，特別將之命名為「莫里斯港」，還計劃據為殖民地。
1772年貝尼奧爾基回到歐洲，曾向法國、奧地利等國遊說殖民台灣，均未被接受。後來在法國和馬達加斯加戰役中陣亡。但他生前卻留下許多有關登陸台灣的紀錄和殖民方案。
1790年在法國出版了一本有關貝尼奧爾基航海日誌紀實的書，其中有記載在台灣的所見所聞，這本書後來被引進聖彼得堡，而成為當時俄羅斯人認識台灣的唯一參考資料。
1858年清朝和俄羅斯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議准台灣為七處通商口岸之一，從此基隆、台南和高雄等三港全對俄羅斯開放，俄羅斯船隻也陸續停靠台灣，從事茶葉、工藝品等貿易。
1875年一位俄羅斯海軍軍官伊比斯從香港抵達台灣南部，調查台灣高山族，也訪問過俄羅斯籍的基隆海關關長。他回國後發表了介紹台灣高山族的專文，應是第一位實際接觸台灣的俄羅斯人。
貳、最早接觸台灣的俄羅斯人
在伊比斯來台之後，一位帝俄海軍醫院軍醫莫里特列赫特也來台進行考察，返俄後他在「帝俄地理學會」 刊物發表在台灣中南部考察動物和種族的報告。因為他是徳裔愛沙尼亞人，故不列入早期接觸台灣的俄羅斯人。
第二位真正接觸台灣的俄羅人，就是1905年來台灣中部調查鳥類的一位帝俄海參崴醫院的外科醫生莫洛查，他製作了130多種台灣鳥類標本，並撰文在「帝俄地理學會」刊物上發表。
参、台灣差點淪為俄羅斯附庸國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消息傳來，台民群起抗議，推助台灣巡撫唐景崧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清廷也積極尋求列強出面阻止日本占據台灣。
清廷基於策略考量，願意提供台灣各種資源的權利稅收等，以交換列強出兵保護台灣。其中最引人側目的是，清廷兩廣總督張之洞的「聯俄制日」呼聲高，使台灣差點淪為俄羅斯附庸國。
後來日軍大舉進逼台灣，唐景崧逃回中國，劉永福被推舉為台灣民主國總統，並接到張之洞轉送清廷駐俄公使許景澄的密函，提及帝俄已承認台灣自主，黑旗軍能否支持兩個月，救援即至。
原來張之洞曾向清廷提議，以回疆數城讓俄，以後藏讓英，以雲南邊地讓法，三國同助，則不惟台灣可保，且約竟可全廢，斷無戰事。但他的提議清廷完全忽視，「聯俄制日」也無疾而終。
帝俄外交檔案有記載，1895年台灣曾請求帝俄保護。當時帝俄外長羅斯托甫斯基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報此事，後因日本承諾台海可自由航行，對不影響俄方遠東航權，遂放棄出兵台灣念頭。
另根據已解密的1897年帝俄軍事諜報檔案記載，台灣方面曾有人向駐北平的「俄清銀行」總裁烏赫托姆斯基陳情，希望帝俄軍對能登陸台灣並加以占領，以使台灣不被日本殖民，並能成為帝俄領土一部分。但此事最後並未成真。
1904年12月日俄戰爭期間， 帝俄駐上海武官及清廷海軍官員暗擬一項合作計劃，將派間諜赴台，並策劃運送兩萬把槍支，以「台灣全面自治」口號鼓動台灣人民武裝抗日，以牽制日軍攻俄。
俄清雙方密謀在台灣武裝抗日計劃最後落空，一說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支持外交部門反對在台灣進行顛覆作戰立場；二說是因當時日本殖民政府管制外國船隻和人員進入台灣，而導致計劃失敗。
肆、台灣第一批留俄學生
許多人可能不知道，1924年到1928年間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曾經是日據時代台灣革命青年的培訓基地。台灣第一批留俄學生，後來都成為台灣共產黨的創立者，其中又以謝雪紅最為著名。
同一時期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則因中國國民黨採取「聯俄容共」政策，成為國共兩黨精英接軌國際共產黨的重要平台。蔣經國和鄧小平都是同學，後來分別成為兩岸的國家領導人。
根據兩岸和日、俄兩國史料，1924年台灣革命青年許乃昌、謝清廉被中共當局選派至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共產主義，應是台灣第一批留俄學生。
1925年謝雪紅和林木順被選派至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謝雪紅的回憶錄記載，中共送她們到莫斯科，為的是以後能在台灣建黨。這是台灣第二批留俄學生。
謝雪紅和林木順在東方勞動大學選修的是短期課程班。1927年謝因學習成績不佳、林因健康因素雙雙遭退學，轉而被派任從事基層黨務實踐工作，不再升入正規課程班深造。
1928年中共派遣趙清雪等人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則是第三批台灣留俄學生，但趙回台灣後就沒下落了。抗戰期間，赴俄學習的陳幸溪等人，則是第四批台灣留俄學生。
在日據時代前後四批台灣留俄同學當中，謝雪紅因返國組建台灣共產黨，也參與二二八事件，後來逃亡香港創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一生都是革命魂，在兩岸和日本最具有知名度。
謝雪紅最早名字是謝阿女，後來改名謝飛英，到莫斯科學習後，因看到當年紅軍攻打冬宮鮮血灑滿白雪皓皓大地的照片，深受感動又改名為謝雪紅，言明自己是玉潔冰心的紅色革命者。
謝雪紅在東方勞動大學被編入日文班而沒在中文班，主要是當年台灣屬日本殖民地之故，但也因逢際會，日本共產黨創立者片山潛教授成為她的直屬老師，對她一生的政治思想有巨大影響。
在東方勞動大學日文班，謝雪紅的日俄文翻譯老師愛羅先珂，則是國際著名的蘇聯盲詩人，也是世界語的推動者。日據時代「台灣民報」轉載不少中國魯迅翻譯的愛羅先珂童話故事。
愛羅先珂對謝雪紅的思想影響如何，並無具體資料可探索。不過，愛羅先珂在日本多年，與日共團體關係匪淺；又到過中國，與左派作家魯迅是摯友，必然會影響謝雪紅的一些世界觀。
日據時代台灣的社會主義思想家連溫卿因推動世界語，在他負責編撰的雜誌也常刊載愛羅先珂的作品。1970年代在台灣出版了愛羅先珂的短篇小說「枯葉的故事」譯本，只是當時譯者並為透露原作者就是謝雪紅留俄時期的翻譯老師。
伍、涅夫斯基與高一生的悲劇
在台俄關係歷史上最讓人傷感的一段往事，就是蘇聯學者涅夫斯基與台灣阿里山鄒族精英高一生的異國學術合作，以及最後雙雙喪命於兩國政治槍口下之悲劇。此事塵封多年，後來才重見天日。
1927年涅夫斯基從日本到台灣，在高一生的協助下進行山地田野調查，後來涅夫斯基編纂一本「台灣鄒族語典」，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學者伊凡諾夫形容這是：「大鼻子的北極熊與長尾巴的福爾摩沙見面。」
涅夫斯基在阿里山鄒族第一大社達邦， 獲得鄒族輕年人矢田一生〈即高一生〉協助研究鄒族文化，他以拉丁語拼音、俄語和鄒語對照來書寫，並蒐集當地神話故事，以及一千多個鄒語詞彙，並編寫了鄒族語典。
結束在日本殖民地台灣的山地調研工作後，涅夫斯基經日本返回蘇聯，卻被史達林政府的KGB指控是日本間諜而遭到槍斃。至於他編纂的以拉丁文拼音、俄語和鄒語對照的鄒族語典，則到了1935年才由蘇聯國家科學院出版。
伍、涅夫斯基與高 一生的悲劇
台灣光復後，史田一生改名為高一生，改姓「高」就是不忘本，突顯本身是高山族的意思。後來他擔任吳鳳鄉鄉長，但因倡議「原自民自治區」，以及二二八事件時被指控包庇中共地下黨，而遭逮捕，並於1950年 2月被槍決。
蘇聯學者涅夫斯基與台灣鄒族精英高一生，因阿里山田野調查結下跨國之緣，後來卻雙雙在自己的國家遭到政府情治機構槍決，兩人的命運結局同樣不幸， 這應是台俄關係三百多年來最值得弔念的一段歷史。
涅夫斯基編纂的「台灣鄒族語典」，在歷經半個世紀後，已由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和台灣鄒族學者浦忠成合作翻譯成中文，並在台灣出版，又創下台俄學者攜手推動台灣山地文化著作的先聲。
自從涅夫斯基遭遇不幸後，俄羅斯的台灣鄒族研究後繼無人，後來在李福清的牽線和努力之下，「台灣鄒族語典」得以回到高一生的故鄉台灣，這應該也是台俄交流過程的一段殊緣。
陸、蘇聯陶普斯號油輪事件
1954年一艘有49名船員的蘇聯油輪陶普斯號，在高雄外海遭台灣海軍扣押，理由是「違反韓戰時簽署的對中國大陸禁運之國際協定」。但此舉引發國際關切，並被蘇聯抨擊是「非法扣押」。
當時有留俄背景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蔣經國，堅定主張以「政治號召」原則，勸導陶普斯號船員投奔自由。蔣夫人宋美齡率也率全國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代表，登艦進行招降工作。
蘇聯則透過國際紅十字會營救遭扣押船員，後來陸續有人獲准離開台灣，直至1988年尚有三人還滯留台灣。這期間，曾有蘇聯KGB人員路易斯以英國倫敦新聞記者身分來台，代為轉交家書和照片給滯留台灣的船員。
另外在蘇聯陶普斯號油輪事件的「政治招降」過程，因翻譯人才不足，無法與船員順利溝通，突顯了台灣俄語教育問題，也推助政府於1957年在國防部外語學校創辦第一個俄語人才訓練班。
後來政府在政治大學東語系設置俄語組，並提供獎學金。緊接著文化大學、國防部政戰學校相繼開辦俄語班，如今則有淡大俄文系。所以可以說，陶普斯號油輪事件是台灣俄語教育的催生者。
至於宋美齡率領的全國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代表登艦招降，因工作表現卓越，獲得黨政高層批撥大額獎金鼓勵，這是否也成為該會後續擴大發展的有力基礎，外界頗多臆測。
陶普斯號油輪事件直到1988年才進入歷史終點。當年在自立報系和立委的攜手合作下，透過立院質詢和媒體大幅報導，促使政府從人權考量，決定遣送最後三位蘇聯船員回到俄羅斯。 有俄羅斯媒體以「長達30年的勤務」為題，報導陶普斯號油輪最後三位船員滯留台灣的故事。還有一本在莫斯科出版的「台俄關係三百年的空白點」小書，作者更代替台灣人向滯留台灣長達34年的三位蘇聯船員致以最大的歉意。
福伯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