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第五章 莫斯科—台灣共產黨人的培訓基地

一、台灣左翼青年留學莫斯科的少數先驅

        許多人或許都不知道,蘇聯時期的莫斯科曾經是早期台灣共產黨人的培訓基地。

莫斯科

大約在95年前的日據時代,一批參與左翼運動的台灣青年男女經由中國共產黨系統的推薦,遠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勞動大學)學習。根據相關史料記載,他(她)們是積極宣傳共產主義的許乃昌、謝廉清,以及後來創立台灣共產黨的謝雪紅、林木順等人,堪稱台灣左翼青年留學莫斯科的少數先驅。在數量上,他(她)們與近幾年動輒數以百計的台灣留學生在莫斯科的盛況,是無法相比擬。不過,在早期台灣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上,他(她)們卻扮演著重要的關鍵角色。

    東方勞動大學建校於1921年10月21日,係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在巴庫召開的東方民族大會決定創辦的,校址設在莫斯科,旨在大規模培訓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革命幹部。1925年史達林曾在東方勞動大學建校四週年紀念會上,指出東方勞動大學的工作方針之一是:「培養能為東方殖民地和附庸國勞動群眾的革命要求服務之幹部。」

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

  另一與東方勞動大學齊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則於1925年9月1日成立,係共產國際為紀念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而創辦的。表面上中山大學的經費是由中國的國民黨人和旅俄華僑所負擔,但實際上是由蘇聯當局支出。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和台灣前總統蔣經國等人,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友。

二、許乃昌和謝廉清是留俄急先鋒

        第一批赴東方勞動大學留學的台灣青年是許乃昌和謝廉清。前者是彰化人,也是台灣前駐日大使、台獨大老許世楷的叔叔輩,他於1922年赴中國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就讀,結識了陳獨秀、瞿秋白等人,1923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期間,他參與成立「平社」,成員涵蓋台灣、中國和朝鮮等左翼青年。後來許乃昌和「平社」的許多台灣人又建立了第一個左翼政黨「赤華黨」,把當時分散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力量聯合了起來。

1924年10月許乃昌經由陳獨秀推薦,被當時擔任孫中山政治顧問的蘇聯人鮑羅廷協助送往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大學受訓,成為第一位到蘇聯進修的台灣共產主義者。相關史料顯示,許乃昌曾向共產國際提供一份《關於台灣左翼運動的資料》,指出共產主義運動在台灣仍處於發韌階段,因此他期待日本共產黨及共產國際能支持並領導台灣共產主義運動。據瞭解,這是共產國際首次獲得關於台灣左翼運動的第一手資料。(請參郭杰、白安娜,《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一書) 至於後來共產國際決定成立台灣共產黨是否與許乃昌的報告有關,則迄未有直接證據可證明。

在東方勞動大學約10個月的學習後,許乃昌於1925年8月從莫斯科經上海轉赴日本東京,負責組織東京台灣留學生,並成立「社會科學讀書會」,宣傳共產主義、培養台灣革命人才。另外,他還接受日本共產黨外圍組織「東京大學新人會」的指導,定期組織台灣人、集會研究馬列主義學說。1926年1月許乃昌成立了「台灣新文化學會」。這個學會後來再擴大組織為「東京台灣青年社會科學研究部」,對在日本的台灣人發揮巨大的影響力。

    除了許乃昌之外,另一位在上海活動的左翼青年台灣彰化人謝廉清,也同樣經陳獨秀推薦,被鮑羅廷一併安排送往莫斯科,但他比許乃昌晚5個月才進入東方勞動大學受訓。謝廉清在台灣時,曾與民眾黨領導人蔣渭水建立了文化運動工作的聯繫。1924年3月他赴中國北京朝陽大學就讀,並與國民黨左派走得很近,還不斷從蘇聯領事館獲得宣傳資料,對共產主義有基本掌握。

值得一提的是,在東方勞動大學短暫學習後,1925年謝廉清攜帶了蘇聯方面的革命資助金,從莫斯科返回中國,並在北京、上海、廈門、廣州等地活動,組織左翼的台灣學生,並成立「赤星會」,出版《赤星》雜誌,用以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當時有許多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台灣學生,也逐漸被影響而轉向投入共產主義革命運動。

三、謝雪紅和林木順的留俄負有使命

        第二批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留學的台灣左翼青年,則有彰化人謝雪紅和台中人林木順。謝雪紅原名謝氏阿女,出身童養媳,並未正規教育,只有在日本自學日語3年,以及1925年在上海大學的4個月學習。1919年謝雪紅隨夫婿首次踏上中國土地,在青島作帽子批發生意,當時正逢「五四」思潮湧動,以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運動澎湃,她在情感上受到衝擊,深刻醒悟到本身在日本殖民統治的不幸命運,也開始接觸學生和工人的抗日運動。這期間,謝氏阿女通過當地學生的介紹,瞭解到1917年俄羅斯「十月革命」的慘烈情況,並看到革命戰士攻打冬宮,鮮血灑滿雪地的照片,她深知革命必定要流血,於是決意以「雪紅」作為自己的名字。

台灣共產黨創始謝雪紅

直到1923年,謝雪紅活躍於上海、杭州等地,並與林木順積極參與當地台灣人組織,她化名為「謝飛英」,並實質參與各種形式的反日示威活動。特別是在1925年5月30日上海舉行反帝國主義大示威(史稱「五卅運動」),謝雪紅積極參與並帶領工人團體從事抗爭,還打出「收回台灣」口號。同年6月謝雪紅和林木順一起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來在中共黨員黃中美(與蔣經國同鄉)的協助下,謝雪紅提高了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同年8月,黃中美介紹謝雪紅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10月黃中美向謝雪紅、林木順和林仲梓(同年底回台後病逝)宣布黨命令她(他)們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受訓,主要是為了培養革命幹部,考慮幫助台灣的同志在台建黨。但另有說法,謝雪紅和林木順因參與「五卅運動」表現突出,受到共產國際東方局的注意,並吸收她(他)們兩人先後進入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就讀,當時的系主任正是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同年12月,上海大學又推薦她(他)們兩人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

就讀東方勞動大學時,謝雪紅和林木順因中國班人數爆滿,無法進入中國班,加上她(他)們兩人來自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所以被編入日本班。而在兩年留俄期間,謝雪紅仍使用當初在上海、浙江活動的化名「謝飛英」。值得注意的是,在學校裡,中共早期領導人向警予很清楚謝雪紅的文化水平,更經常幫助她掌握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與實際。另外,謝雪紅也常以「台灣革命女性第一人」自居,頗出鋒頭,又因在日本班是唯一女性,而廣受同學的歡迎和照顧。謝雪紅與日本社會黨和共產黨創始人片山潛,以及日共領導人德田球一、佐野學、渡邊政之輔等人往來密切,後來她也參加了日本共產黨。不容置疑的,在莫斯科的兩年學習,相當程度奠定了謝雪紅後來領導創建台灣共產黨的能力基礎和世界觀。有關謝雪紅在日本班的生活往事,日本共產黨人風間丈吉在《莫斯科共產大學的回憶》一書曾有著墨。

    另外,在東方勞動大學日本班有位翻譯老師愛羅先珂,也對謝雪紅的文化水平之提升有一定程度助益。愛羅先珂曾應他在日本認識的中國30年代左翼作家魯迅之邀到中國北京,並住進魯迅家裡,其間還一度應邀在北京大學教授世界語〈Esperanto〉。後來愛羅先珂返回蘇聯,在日本社會主義團體的力薦下,他得以在東方勞動大學擔任社會、政治、文學科目的日語-俄語翻譯工作,謝雪紅和林木順與他也因此結下了兩年的師生緣份。值得一提的是,愛羅先珂是蘇聯盲人作家兼詩人,有無政府主義傾向,曾在日本待過8年,與日本社會主義團體走得很近,並積極推動世界語。在日據時代台灣左翼運動中,以連溫卿為首的共產主義運動組織也在推行世界語,並在他負責編纂的雜誌刊載愛羅先珂的作品。

    總之,謝雪紅和林木順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的學習經驗,對她(他)們後來從事組建台灣共產黨工作具有正面意義。儘管謝、林兩人最後並沒有完成學業,一是因為健康問題、另一是學習成績不佳,雙雙被學校除名,但校方對她(他)們的總體評價還是正面的。幾年前解禁的蘇聯時期東方勞動大學相關檔案,也透露了此一內容。而在謝雪紅和林木順結束東方勞動大學的學習,即將返回中國之際,共產國際立即委託她(他)們在自己的故鄉參與組建台灣共產黨工作。

共產國際這項指派是有其特殊的背景。由於日本共產黨在關東大地震和日本政府的白色恐怖下,黨內投降派向日本政府屈服,並於1924年3月決議解散日共。直到1927年2月到4月,日本共產黨領袖們應共產國際提議,來到莫斯科討論重建日共和擬定黨綱文件等問題,當時片山潛也參與其事。同年7月,由渡邊政之輔等日共代表與第三國際簽訂的《二七年提綱》,其中一項就是「支持殖民地完全獲得獨立」,共產國際也就按照「一國一黨」原則,允許建立台灣共產黨,並作為日本共產黨的一個民族支部,接受日共的領導。

1927年年9月,片山潛對即將返回中國的謝雪紅和林木順傳遞共產國際關於籌建台灣共產黨的指令:「共產國際決定命謝飛英和林木順回國,組織台灣共產黨,由謝飛英負責,林木順協助。」「台灣共產黨成立後暫時作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透過日共中央間接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待將來再接受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然而,有關共產國際責成日本共產黨成立台灣共產黨一事,在當時共產國際的相關文獻則未見有具體文件。合理的懷疑是,那可能是片山潛個人與日共領袖們之間的決定,並向共產國際口頭報告而已。劉宇衛、莫洛賈科夫在《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俄文史料與研究》一書即曾提及此一疑點。

四、其他左翼台灣人赴莫斯科學習

事實上,1920年代中期台灣左翼青年赴莫斯科學習的,除前面提及的少數幾位之外,應該還有其他人,只是迄今尚無法查證究竟是誰?根據當年中國西北軍軍閥馮玉祥的回憶錄記載,1926年他曾到過列寧格勒參觀軍官學校,有專為高麗人(即朝鮮人)、日本人、台灣人而設的訓練班。在他赴蘇聯途經外蒙古時,曾在庫倫參加被壓迫民族的聯歡會,欣賞「共產國際之夜」,演出者有東方各民族,還包括高麗、台灣等地來的人。可見在1920年代中期「向莫斯科學習」的大時代,已有其他台灣左翼青年在列寧格勒學習軍事,或參與第三國際活動。

而在謝雪紅和林木順從莫斯科返回中國,正式投入組建台灣共產黨工作之後,1929年9 月一位台灣台中人趙青雲也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就讀,堪稱第三批赴莫斯科學習的台灣左翼青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來被小組選拔為派遣到莫斯科的人選。他進入東方勞動大學一年級後,第二年就轉入短期訓練班,1931年順利畢業,直接返回中國。但目前台灣很少有關他的資料記載。

另外,在1930年代則是有一位台灣船員劉纘周(又名彭金土),曾透過日本共產黨的管道,赴莫斯科參加「國際紅色勞動第五屆大會」。自莫斯科返台後,當時謝雪紅曾聽取他的赴蘇聯之行報告。1931年,劉纘周因與一些同志在台北地區散發「台灣共產黨」的傳單,不幸被日本政府的警察逮捕,最後在獄中遭到刑求、拷打致死。

五、結語:台共領導權兩條路線之爭

在1920年代,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已成為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人的培訓基地。第一批留俄學生許乃昌結束在莫斯科的學習後,就直接回到東京從事日共交付的革命任務。第二批留俄學生謝雪紅和林木順則在結束莫斯科的學習後,旋即返回中國上海展開組建台灣共產黨行動,並奔波上海、台灣兩地推展台共工作。也因此,在台灣1920年代的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上,謝、林兩人相較於許乃昌,更具實質影響力。

台灣共產黨於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租界地一家照相館樓上正式成立,與會者有當時在上海活動的台灣左翼同志翁澤生、潘欽信等人。由於定位為日共台灣支部,所以其組織大綱有一條規定:「台灣共產黨必須遵守共產國際支部日本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的指令。」政治大綱則明確提出下列訴求:「擁護蘇維埃聯邦」、「擁護中國革命」、「台灣民族獨立萬歲」、「建設台灣共和國」等。後來這個台灣共產黨新生組織,遭到上海租界日本警察破獲,謝雪紅被捕,經日本駐上海領事館解押回台灣;她遭監禁數日後出獄,轉而在台北地區以經營國際書店為掩護,繼續從事共產主義運動。

然而,當時的台灣共產黨凡事必須透過日本共產黨系統來推動,卻導致在早期台灣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埋下派系對立,更使得在日據時代台灣的革命方向出現兩頭馬車的矛盾,一是聽命於日本共產黨的留俄派謝雪紅所領導的台灣共產黨(即「日共台灣民族支部」),另一是在共產國際東方局、中共中央領導人瞿秋白指示下,由翁澤生、潘欽信、王萬德等人推出的台共新組織,兩條路線之爭曾引起不良後果,間接削弱了台共力量的團結,成為早期台灣共產主義運動過程的一道裂痕。

但正如前面提及的1927年7月之《二七年提綱》,通過關於建立台灣共產黨的決議,並沒有形成文件,應該只是共產國際方面聽到日共領袖們的口頭報告而已,即使迄今在片山潛個人的所有書信裡也從未提及此事。倒是在謝雪紅、林木順兩人在上海組建台灣共產黨的籌備工作上,日共代表鍋山貞觀和已是中共黨員的翁澤生都曾居間幫助。不過,共產國際並沒有為台共的建黨工作劃撥經費,日共也就沒有實際投入力量到台共建黨的工作了,充其量只轉交綱領文件而已。最後台共建黨工作則大多仰賴來自中共方面的幫助了。

〈後記〉

    綜觀1920年代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就讀的台灣左翼青年,後來在推動台灣共產主義運動過程,都發揮了積極性作用。但因謝雪紅、林木順等人推動建立的台共組織因隸屬「日本共產黨台灣支部」,所以政治大綱出現了「台灣民族獨立萬歲」、「建設台灣共和國」等口號,儘管這是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使然,最後卻也成為中共鬥爭謝雪紅的理由之一,以及在台灣她被左派台獨奉為「台灣先烈」的依據。但若從謝雪紅當年在上海、杭州參加反日本示威運動,以及在上海參加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時高喊「收回台灣」,直到終其一生在中國的政治活動表現,似乎很難把她歸類為「台灣先烈」吧?

最後要提出的是,這幾年台灣特定團體開始擁抱謝雪紅,為她立紀念碑,本文認為就歷史事實角度出發,緬懷台共創始人並無可厚非。然而,在以「霜雪傲骨雨夜花」為題的碑文,卻一字不提謝雪紅由中共推薦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以及莫斯科經驗對她往後革命生涯的影響,殊為可惜。希望本文能帶給大家對謝雪紅持有更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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