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戒嚴時代的俄羅斯文學腳印

發表:2019年5月26日

俄羅斯文學曾經是我的最愛,但這條文學之路卻走得備極辛苦。回想起四十年前的大學時代,正值動員戡亂的戒嚴時期,政治環境高度閉鎖,政府的政策又是「反共抗俄」,許多舊俄文學作品都在查禁之列,所以想一書在握,飽嚐賞讀之樂,都得設法從舊書攤「偷偷」購買,或往「可靠」的教授家裡去尋找在中國大陸三十年代出版的老舊版本。若要說俄羅斯文學是我大學時代的情人,那也是無法公開的「地下情人」。

一、取得俄羅斯文學資料的三個來源

當年我取得的俄羅斯文學資料可歸納為三個來源。首先,是我自己冒著政治風險尋尋覓覓而得來。為了蒐集資料,我常流連台北市和平東路、轱嶺街、中華路等地的舊書攤,就像書蠹一樣穿逡在充滿發霉氣味的書堆中,汗流浹背地想獵獲標的物。然而,在當時的政治敏感氣氛下,想買下那些書,內心實是七上八下,就怕警備總部「老大哥」的眼睛盯著不放;不買回去好好讀它一番,又覺得百般可惜。最後總在歷經一翻掙扎後,大半都勇敢地買下,當然也因此偶爾被「老大哥」請去喝咖啡聊聊。

第二個來源是政大前東語系俄文教授孟十還。他是上世紀三○年代中國文壇大將之一,與魯迅交情匪淺。經由私下接觸,我從孟教授那兒借來了舊俄大詩人普希金歌頌自由的詩作,以及寫實主義大師果戈里的小說和戲劇。當中,我最受果戈里的小說《死魂靈》所觸動。它描寫在封建沙皇統治下,死去的農奴還可以變成幽靈人口,被地主們用來轉賣賺錢,其情其景跟台灣社會所謂的「人頭」交易頗相類似。另者,果戈里的戲劇《欽差大臣》,因對沙皇時代官僚體系的拍馬迎逢、造假牟利現象極盡諷刺,也給我很大啟發。它讓我聯想到早期在台灣放映的一部電影《假如我是真的》。凡此,在在使我驚異地發現,舊俄時代的寫實主義文學內容,與當時台灣的社會現實若合符節。

        第三個來源是政大前東語系俄文教授王兆徽。他是東北哈爾濱人,由於東北曾受到俄羅斯、日本的統治,遂讓王教授有機會浸潤豐富的舊俄文學和日本文學,並對之擁有高度造詣,同時也學到一口流利的俄語和日語。我雖主修俄語,卻也略懂日文,就在這種條件下,我通過王教授的指導,而得以由日文版的舊俄文學譯作,間接地理解舊俄文學面貌。在印象中,最深刻的係一本厚重的日文版《俄羅斯三人集》,它是我認識果戈里、契科夫、高爾基三位舊俄作家的主要管道。

除了果戈里之外,高爾基這位沙皇時代末期左派工人階級的大作家,對俄羅斯大革命前沙皇專制腐敗政權的描寫,以及呼喚革命的聲音,也對年輕時代的我衝擊很大。至於身為醫生,擅長寫短篇小說的契科夫,總是運用解剖刀一般的筆,將當時舊俄的社會問題剖解得犀利細膩,讓人覺得憂鬱黯然,故被稱為「契科夫的憂鬱」。這當中,我最震撼於他的一則短篇小說《愛睏》,內容描寫一位十三歲的小女生,因貧困出身,被迫到別人家裡當保母,日以繼夜辛苦忙碌,總是無法有空檔好好睡一覺。她實在太睏了,可是要照顧的娃娃卻整夜啼哭不停,最後她找到一個可以讓自己躺下來睡一覺的方法,就是在掛著基督聖像之下的小床,將娃娃捏死。之後,一切恢復平靜,她終於可以安然入睡。這篇作品中的道德衝突,對我的人生觀和價值思辨,起了甚大的挑戰。

二、在職業生涯中從未忘情於俄羅斯文學

    在大學畢業後很長一段職業生涯中,尤其在1980年代政治解嚴後的台灣民主化過程,思想領域逐漸開放,俄羅斯文學也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因此,我常在工作奔波忙碌之餘,與俄羅斯文學「私會」,透過一本《俄漢大辭典》的協助,閱讀舊俄作家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契科夫、高爾基等人的作品,以及蘇聯時期的文學作家如巴斯特納克、布寧、蕭洛霍夫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特別是盲詩人愛羅先珂的詩作和故事集。此外,蘇聯流亡作家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的作品也不曾錯過,與此同時,我也撰寫了不少有關俄羅斯和蘇聯文學的評論文章。

    必須一提的是,在台灣政治解嚴之前,我有幸參與遠景出版社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纂工作,最終在政大教授王兆徽「奧援」下,蕭洛霍夫的長篇小說四大冊巨作《靜靜的頓河》得以順利出版。原本這部長篇小說也在警總的禁書行列,後經聘請與黨政、情治系統有良好關係的王教授掛名「校訂」後,一切難題才迎刃而解。這期間,由於工作關係,遠景出版社負責人沈登恩曾幫我以「徐曙」為筆名出版一本譯著《現代俄國小說選》。另外,志文出版社負責人張清吉也很照顧我,幫我出版了一本愛羅先珂的選集譯著《枯葉的故事》,由於愛羅先珂與魯迅是摯友,故在書中提及魯迅部分都刻意改用他的另一名字「周樹人」,以避免引起警總「老大哥」的關注。

三、以「台灣文人」眼光看俄羅斯文學三巨人

    記得在2006年那年,因為當時的行政院文建會舉辦了「走向人民──俄羅斯文學三巨人特展」,為配合這項特展,遠流出版社與政大東語系合辦一場「台灣文人眼中的俄羅斯文學」圓桌論壇,我也有幸應邀參加討論。在會中,我勾勒了特展的三位俄羅斯巨匠普希金、托爾斯泰、蕭洛霍夫的作品重點。

首先講普希金,他除了詩作優美,情人眾多,還強烈歌詠自由。俄羅斯當時發生了「十二月黨人」起義,普希金的很多朋友不是被沙皇政府處死,就是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礦坑勞改,因此他寫了一首歌頌自由的詩──《獻給 十二月黨人》,呼籲被關押、被勞改的朋友持劍起義,衝破牢獄,奔向自由。另外,普希金也是沙皇時期對抗歐洲式文學流風的要角,他以最貼近俄羅斯人民生活的語言寫出重要的作品,因此被後人尊為俄羅斯文學的開山祖。他同時還是俄羅斯自由民主的奠基者,分外值得尊敬。

        接著,談到托爾斯泰。他的成名作《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都屬大河小說,以致真正能從頭到尾看完的人恐怕不多。對我來說,最欣賞他的《復活》,描寫一位貴族的懺悔歷程。在當時,托爾斯泰出身貴族階級,卻能自我反省、懺悔,並且向人民說抱歉,進而以文學形式來表達他的道德與思想。他是深值推尊的一位舊俄作家。然而,我們理解的托爾斯泰的面貌卻有雙重性,其一是受人擁戴的傑出文學藝術的一面,其二則是他晚年的無政府主義、福音書思想、為人民說話的道德一面。這兩面向充分反映在他的許多短篇小說、寓言故事中。前者如「伊凡‧伊利區之死」一文,描寫一位中年法官面臨死亡的恐懼,突顯現實人性的黑暗,以及涉及生死的宗教哲學;後者如「人需要多少土地?」一文,以寓言方式告知世人,貪妄於田產並無意義,畢竟人死後只要六呎土地掩埋即可。所以我始終認為,我們不單要欣賞托爾斯泰的文學性,也要深入暸解他的思想道德性。

        最後談到蕭洛霍夫。我與蕭洛霍夫結緣,是因為當年遠景出版社出版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為了呈現全貌,選定蕭洛霍夫的四巨冊作品《靜靜的頓河》,當時礙於資金與出版時間緊迫,不得已出版社負責人沈登恩只好委由香港友人取得大陸譯本,再由我遊說王兆徽教授掛名校訂,並參酌日文譯本對內容進行文字修飾,主要是將當時警總「老大哥」可能認為敏感、礙眼的政治字眼剔除,最後才得以付梓出版。事實上,台灣作家之所以推崇蕭洛霍夫,主要還是他描寫了四百年來長期被外族統治的哥薩克命運,此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台灣四百年歷史。

四、對屠格涅夫作品「六部曲」的評述

        有緣參與上述「台灣文人眼中的俄羅斯文學」圓桌論壇,再度攪動我靈魂深處對俄羅斯文學的濃厚情愫,因此除了討論普希金、托爾斯泰、蕭洛霍夫等俄羅斯文學三巨人之外,我還另外補充介紹了屠格涅夫。他所寫的六本小說:《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煙》和《處女地》,通稱為「六部曲」,塑造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些俄羅斯「無用人」這一類典型人物,並歷歷浮顯了俄羅斯大革命前,也就是十九世紀舊俄社會思潮的改變軌跡。上述「六部曲」一脈相承,非常精采,點點滴滴流露出作家對祖國俄羅斯的愛,以及對人民命運的憂愁。以下,茲分述其重點:

    1.《羅亭》的主角羅亭,雖是個理想主義者,但面對苦難的舊俄社會,卻是個沒有行動力的「多餘的人」。

2.《貴族之家》乃是沉靜的、感傷的貴族莊園的輓歌,突出了舊俄沙皇時代貴族無用的生命現實。

3.《前夜》描寫新思想、新要求和新時代的來臨,主角開始揚棄無用的理想主義,並成為具有莊嚴思想的事業高手,努力要實踐公共服務。

4.《父與子》的主角巴札洛夫,是個不屑嬌揉造作的現實主義者,他強調「一個實在的化學家抵得過二十個詩人」、「大自然不是廟宇,而是工廠,人類是裡面的工人」;他以正直、極端、桀傲不馴的方式痛恨舊俄社會的醜惡,結果卻生不逢時,孤獨的死去。他是舊俄悲劇社會的戰士。

5.《煙》代表俄羅斯大變革前夕暫時的迷茫,當時的貴族上層、地主、想升官發財者,都極力抗拒解放農奴、專制開明等各種改革運動,並群起高喊「完全復古」;他們感傷舊俄的過去,認為現在一切都在改變了,好像煙霧一般,換了一陣風,新的把戲於焉開始。

6.《處女地》描繪舊俄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到民間去」宣揚改革理念,鼓吹反對沙皇專制的民粹運動階段。幾位主要參與者,有的具備「哈姆雷特」般的英雄特質,也有人執持堅實而平凡的進步力量,更有準備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的積極女性。但這項運動卻因改革條件不成熟,最後以失敗收場。

五、結語

最後,總結在戒嚴時代我的俄羅斯文學腳印,最深沉的感受和省悟是,文學作品一定要能反映現實,也一定要能感動人、推進人民的生活;如果不能如此,則毋寧說它是僵化的、死亡的,遑論要永續存在。因而我始終相信,俄羅斯文學作品裡那種關心人、感動人、親近生活、紮根土地的思想與藝術結合之表現,迄今仍然具有現代意義和價值。

發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