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2019年6月26日
1949年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敗退台灣迄今已滿70年。就在那一年，台灣內部破獲了「蘇俄間諜案」，外界懷疑此一事件係出於蔣經國的指使，或許是為了配合美國而演出的一齣「反共抗俄」大戲。1950年以蔣經國為精神領袖、「聯俄容共」時期赴莫斯科留學的右派團體在台北成立留俄同學會〈參圖照〉，其成員在當時中蘇關係緊張之際和朝鮮半島戰爭之後，非但曾協助蔣經國發揮了對中、蘇情報戰的積極性作用；而且在前蘇俄領導人赫魯雪夫反史達林「個人崇拜」、並與美國推動「和平共存」的年代，也向蔣經國提出具有「聯蘇制中」傾向的政策建言。不過，在蔣經國崛起於國民黨政府權力領導過程，美國中情局〈CIA〉卻始終如影隨形地監控他的「留俄情結」。這段歷史頗值國人追蹤探討。
1 右派留俄同學會在國民黨政府的歷史角色
1950年11月3日，國民黨政府主導的右派留俄同學會在台北正式成立，其前身是1930年在大陸南京成立的聯俄同學聯誼會。該同學會組織係以1925年代「聯俄容共」時期，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勞動大學、蘇聯軍事學校留學的國民黨人為成員。由於1949年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敗退來台，蔣介石施行威權統治，並且在台灣推行「白色恐怖」，全面掃除紅色思想和潛伏匪諜；因此，留俄同學會在本質上是徹頭徹尾的反共右派組織。至於當年同期赴莫斯科留學的台籍左派青年，如謝雪紅和林木順兩人因組建台灣共產黨且在「二二八事件」後潛逃回大陸，又如許乃昌因加入日本共產黨滯留日本，他們當然不曾加入該同學會。
據統計，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時，留俄同學尚有85人，分別擔任立法委員、國大代表，以及在黨政機關和軍情治系統充當要職，他們「因故」成立了留俄同學會，理事長為前立委蕭讚育，總幹事為前國防部少將、蘇俄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施岳，主要成員包括前亞洲反共聯盟主席谷正綱、前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前國安局長鄭介民等人，相關名單可參考中華文化基金會出版的《六十年來中國留俄學生之風霜淖厲》一書。至於蔣經國本人雖未掛名，卻是留俄同學會幕後的精神領袖。到了1986年，該同學會還健在的成員只剩30餘人，那一年為紀念莫斯科中山大學創校60週年，原本計畫出版留俄同學集體回憶錄，卻被蔣經國「勸緩」，主要應是避免影響當時台美軍事合作對付中共大計。如今，留俄同學會成員均已作古，該組織也隨之淪為歷史名詞。
2 台灣曾爆發「蘇俄間諜」政治事件
據初步研判，留俄同學會的濫觴，與當時的內外部情勢發生巨變有千絲萬縷的關連。1949年間台灣內部爆發了「汪聲和、李朋蘇俄間諜案」，其內容背景是：中共地下黨人汪聲和因受蘇俄國家政治保安部〈GPU〉吸收，於同年2月偕同妻子來台，並與當時擔任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秘書的李朋搭上線，直接受命於蘇俄海參崴情報機構，還建立地下電台向蘇俄傳遞情報，事經蔣經國麾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委員」一位委員從電訊監察上破獲，最後汪、李同遭逮捕，雙雙於同年9 月在台北馬場町被槍決。隨後國民黨政府曾藉此事件在聯合國公佈該項蘇俄間諜案，且提出「控蘇案」。這樁「蘇俄間諜」政治事件，是否與當時已出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的蔣經國有直接關係，或是國民黨政府純粹為配合美國立場而泡製，迄今謎霧一團，仍待釐清。
1949年12月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並宣稱國民黨政府已淪為「流亡」政府，聯合國應儘速取消其在聯合國所擁有的權利。1950年2月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出訪莫斯科，雖然與蘇俄領導人史達林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不過，針對中共計畫「解放」台灣一事，史達林卻對毛澤東說：「蘇俄無法以戰機和軍艦來支持中共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因為這將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也因此，當時台灣內部曾傳出一種推測，亦即後來留俄同學會的成立，應與蘇俄當局反對中共對台軍事冒進有連動關係。
3 留俄同學協助蔣經國對中、蘇大打情報戰
特別是，面對中、蘇兩國締結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已實質改變東北亞地緣戰略安全格局，美國杜魯門政府遂轉而重新審視台灣戰略地位的價值和重要性，並決定加強防衛台灣安全，以及提供經濟援助。緊接著，1950年6月北朝鮮〈即北韓〉開始砲轟38度線以南的南朝鮮〈即南韓〉地區，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旋即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並強化台美軍事合作，其中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蔣經國領導的情報機關和特種作戰部隊也緊密配合，推動針對中、蘇兩國的情報戰。
同年9月，北朝鮮部隊遭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部隊擊潰，史達林特地致電毛澤東，提議由中共提供人力援助北朝鮮，蘇俄則供應飛機、坦克、大砲、彈藥和相關裝備，頓時朝鮮半島戰事再度升級。眼見東北亞情勢的突然巨變，國民黨政府認為必須攜手美國，加速拓展對中、蘇兩國的情報戰。故此，留俄同學會於1950年11月適時成立，顯然有其「反共抗俄」政策的高度政治考量。
再鑒於大陸淪陷後不久，中共向蘇俄老大哥「一面倒」，導致數以萬計的蘇俄顧問湧入大陸，國民黨政府認為有必要透過廣播來進行「反共抗俄」的政治宣傳，據悉，個別留俄同學於此間作出不少貢獻。根據留俄同學會總幹事施岳的回憶文章所透露，當時是借助流亡海外的蘇俄反共人士組織如「自由俄聯」和「反布爾雪維克集團」之力，灌製錄音帶，再委請中央廣播電台播放，對在大陸的蘇俄顧問進行政治喊話。當時對大陸俄語廣播，此舉與1991年蘇俄瓦解、俄羅斯主權獨立後，台灣方面為爭取與俄羅斯進一步發展關係，而在國民黨黨營事業中國廣播公司海外部成立俄語廣播，兩者的時代戰略企圖並不相同。
4 蔣經國對赫魯雪夫存在著不實際幻想
從歷史的斑斑殘跡上檢索，在1949年大陸淪陷後、到台灣內部偵破「蘇俄間諜案」，再到1950年朝鮮半島戰爭後這些年代，個別留俄同學的確在對中蘇情報戰上發揮相當程度的作用。儘管蔣經國並未實質參與留俄同學會的運作，但他的「留俄情結」卻未曾熄滅，尤其他早年在蘇俄生活期間對「托洛斯基派」的同情立場，也使得他後來對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赫魯雪夫，產生了新的期待和存在著不實際幻想。
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後，清算史達林的運動進程被提出。1956年2月蘇俄新領導人赫魯雪夫在蘇共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抨擊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和罪行，同時宣稱對擁有核武的美國採取「和平共存」路線是基本原則。大陸與蘇俄關係也因立場和路線爭議陷入冷戰狀態，赫魯雪夫對毛澤東大搞人民公社的激進政策深不以為然，所以加緊利用中共內部的「緩進派」如張聞天等人，圖謀迫使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職務。蔣經國及留俄同學會成員判讀，中共內部派系鬥爭與中、蘇兩國間意識型態衝突密不可分，遂認為國民黨政府「反攻大陸」的最佳時機已經在望。
1958年8月23日中共發動對金門砲戰，蘇俄認為這是中共所設計的「邊緣戰爭」，旨在提高其國內「三面紅旗」運動高潮暨激發反美情緒，因此僅僅兩次公開宣稱支持中共，而未曾實質給予任何軍事援助。至於美國方面，雖一度考慮協助台灣在金門動用核武，但又擔心此舉可能引發擁有核武的蘇俄軍事介入，且將造成大陸沿岸和金門地區超過20萬軍民喪生，因此最後放棄以此作為選項。1959年3月西藏爆發動亂，蔣經國曾向美國提出台美雙方提供支援西藏反抗軍的建議，但當時美國中情局駐台灣辦事處主任克萊恩說「美國中情局早已對藏人秘密提供支援和鼓動」，間接回絕了蔣經國的建議。
後來西藏動亂平定了，除造成大陸和印度的關係緊張，更招致原本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蘇俄，與中共的關係進一步惡化。赫魯雪夫在1959年9月訪問美國之前，即片面廢除與大陸於2年前〈即1957年〉簽署的國防技術協定，以及拒絕將核爆樣本和生產技術資料提供給大陸。隨後赫魯雪夫與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在大衛營舉行會談，雖然開啟了蘇、美兩國和解大門，卻也同時決定了中、蘇兩國對立的格局。那時候，留俄同學會成員更積極協助蔣經國，具體掌握蘇俄對中國政策走向的相關情報。
赫魯雪夫回國之後，立即趕赴北京與毛澤東見面，表面說是參加中共建國10週年慶祝活動，實則要說服大陸設法改善對美關係。尤其赫魯雪夫擔心台灣問題已成為國際情勢不安的要因，因為美國支持蔣介石政府，蘇俄支持中共，其間有引發世界大戰的危險。後來大陸公布了赫、毛會談內容，並指控赫魯雪夫企圖要中國同意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後來赫魯雪夫還連續發表系列演說，影射中國「像公雞好幹架般的好戰！」因此，面對中、蘇兩國關係惡化，留俄同學會成員皆認為有機可趁，提出的對中、蘇兩國政策建言，也更大膽地傾向「聯蘇制中」了。
5 美國CIA監控蔣經國未曾鬆手
眾所皆知，蔣經國在留俄期間，與蘇俄情報人員弗拉基米爾交情甚篤。除了在校學習外，他也曾在蘇俄特種軍事學校受訓(外傳是KGB的訓練機構)。1927年因蔣介石在大陸厲行「剿共」政策，國民黨政府與蘇俄關係破裂，蔣經國因而遭到蘇俄當局扣留，其後娶了白俄女子伊蓮娜(後來取中文名字為蔣方良)為妻。這段留俄歷史和異國婚姻，在冷戰時期的1950年代對蔣經國個人形成很大的情感負擔和政治難題。
當時在國民黨政府內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人士們私底下一般認為，蔣經國若不是蘇俄的代理人，至少也是蘇俄的同情者。他們係以蔣經國長期留俄的事實，作為這項判斷的依據。甚至美國政府也憂心在蔣經國留俄的背景下，國民黨政府可能會採取「親蘇」路線，並影響美國的在台利益。1957年5月24日在台美軍雷諾因偷窺民婦洗澡被發現，開槍射死我國公民劉自然，最後卻被判無罪，引發群眾不滿，在美國大使館前示威抗議，參與其事者不乏蔣經國直接領導的救國團系統成員，也因此讓美國方面對蔣經國的疑慮更為深重。
1958年美國政府派克萊恩擔任中情局駐台辦事處主任，他佯稱教導蔣經國學習英語，骨子裡是就近加以監視。〈參圖照〉後來連蔣經國在1937年剛從蘇俄返回浙江溪口，奉父親蔣介石之命而寫成的《蘇俄生活回憶錄》，也由克萊恩夫人瑪韮麗協助譯成英文，並更改書名為《我在蘇俄的日子》。克萊恩在他的《我所知道的蔣經國》一書更不諱言地指出，他在台北任職的目標之一，就是蒐集情報，私底下送交美國政府，以判斷蔣經國對蘇俄制度的真正感想。
即使到了1965年，美國仍然對蔣經國不放心。就在當時的行政院長嚴家淦薦舉蔣經國出任國防部長後不久，有位美國國會議員在美國駐台「大使館」二等秘書李鶴伯陪同下拜訪蔣經國，他雖表示希望國民黨政府能在今後幾年內光復大陸，卻又補上一句，「問題關鍵在於共產黨如果控制一個年輕人超過10年，這個人就永遠是個頑強的共產黨員了！」由於蔣經國本身曾在蘇俄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12年，因此對於美國議員的「意有所指」，也只能點點頭，無奈地向李鶴伯使個眼色而已。美國前國務院資深官員Jay Taylor的《蔣經國傳》一書，就特別記下這一段故事。
6 結語
總結上述，當年蔣經國於「留俄情結」下，默許了右派留俄同學會成立，該組織許多成員於背後實質地襄助蔣經國展開對中、蘇情報戰。同時，也因蔣經國留俄期間一定程度上同情托洛斯基路線和反史達林的立場，使他後來對蘇俄領導人赫魯雪夫存在著某種幻想。甚至在赫魯雪夫大力推動反史達林「個人崇拜」、主張對美國「和平共存」的修正主義路線，導致中、蘇關係惡化之際，蔣經國似乎也認可留俄同學會成員所提傾向「聯蘇制中」的政策建言。本質上，這與美、蘇和解，攜手壓制中共的戰略步調一致。
但從另一個面向而言，雖然當年美國在台美軍事安全、情報戰領域與蔣經國勢力展開合作，卻又始終透過中情局CIA監控他的「留俄情結」，這究竟是蔣經國個人或是整個台灣的宿命和難題，相當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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