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讓蘇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身後寂寞!

發表:2019年10月12日

瑞典學院甫公布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以及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作家奧爾嘉.朵卡萩,由於該獎始終是世界範圍影響力最深遠、最受關注的文學獎獎項,頓時在國內外掀起新一波諾貝爾文學獎報導和評論。

    今年俄羅斯人道主義女性作家柳德米拉.烏莉次卡雅,因其作品展現了對正義和民主的敏銳知覺,自始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之一,未料最終卻只能陪榜,令俄羅斯人扼腕。不過,這也同時勾引起更多人對蘇聯時期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優秀作家布寧、巴斯納特克、蕭洛霍夫和索忍尼辛的追思和回憶,並認為不要讓他們在諾貝爾文學獎熱潮中寂寞!

  1. 布寧:充滿悲觀和鄉愁的貴族作家

    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是1917年紅色革命後流亡國外的布寧(1870-1953)。他是出身貴族階級的知識份子,對俄羅斯的傳統和過去,有著深切的懐念;但對祖國的新主人——蘇維埃政權,却充滿恐懼感。

    布寧早期的創作,大都是善感、哀傷、唯美的抒情詩;一些短篇小說,則染有主觀的、宿命論的神祕色彩,多以他熟悉的故鄕環境爲主題。只有《鄕村》和《旱溪》兩篇,係屬現實主義作品。

     其實早自1915年,布寧就不再以俄羅人或俄羅斯地區為寫作背景,例如《舊金山來的紳士》,堪稱他創作歷程一項成功的嘗試。它描寫一位美國紳士到歐洲旅行,因心臟病發作,病死在義大利的旅館中;他的屍體原船運回美國,船上依舊是燈紅酒綠、狂歌歡舞,船艙底下的黑暗角落,卻擺放着裝有紳士屍體而塗上瀝靑的棺材,形成一強烈對比。

    1917年,俄羅斯紅色革命爆發,布寧避居克里米亞;1920年因激烈反對蘇維埃新政權而出走。流亡法國期間,他寫了許多哀傷俄羅斯貴族生的凋落,詛咒人生、讚美死亡的作品,如《米琪娜之戀》、《阿爾塞湼夫的一生》等,都充滿這類悲觀情緖。1933年,他以《米琪娜之戀》獲頒諾貝爾文學獎。

    當初瑞典學院決定頒獎給布寧,在國際文壇曾激起不滿和質疑——爲什麽聲名如日中天的蘇聯作家高爾基或梅列柯夫斯基未獲青睞?布寧憑什麽得獎?但根據諾貝爾文學獎檔案顯示,讓一位蘇聯流亡作家得獎,似有特殊的考量,一則設獎人亞勒弗烈・諾貝爾的侄兒——伊曼紐・諾貝爾,於舊俄沙皇時代所負責經營的他叔父在俄羅斯巴庫的油田產業,被紅色革命後的蘇維埃政終結。後來他不斷與蘇聯流亡海外團體保持密切聯繫,甚至鼓動法國知名文學作家推薦布寧角逐諾貝爾文學獎,背後無不有「挟怨報仇」、「公報私仇」的意味。次則瑞典學院決定頒獎給一位反對蘇聯新政權的流亡作家,不排除背後有政治因素作祟。否則,以布寧那些充滿貴族的悲觀和鄕愁、缺乏人道主義的作品,怎堪榮膺不朽的冠冕?!

2. 巴斯特納克:最「西化」的蘇聯作家

    布寧得獎後25年,即1958年,瑞典學院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蘇聯作家巴斯特納克;但作者因顧慮到蘇聯當局對此項大獎的看法,乃堅持留在自己所不喜歡的蘇維埃制度裡,拒絕前往瑞典領獎,外界稱之為「齊瓦哥醫生事件」,此事一度造成轟動。

    巴斯特納克(1890~1960),出身於俄羅斯純藝術的家庭。他早期的詩作,受未來派影響很大,艱澀難懂,無法為一般讀者所接受,甚至被批評為「太抽象」、「與人民生活脫節」。後來,為了迎合蘇聯共產黨的文藝路線,巴斯特納克曾寫過不少闡揚革命精神的敍事詩。在蘇共領導人史達林整肅文化作家期間,他緘默了一段日子,專事翻譯莎士比亞、歌德等外國作家的作品,以致蘇聯的年輕一代只知他是一位翻譯家。

    直到史達林去世後政治環境「解凍」,巴斯特納克才恢復了寫作的信心。1956年,他寫完《齊瓦哥醫生》,因其內容涉嫌「誹謗」,不准在蘇聯境內出版,但在國外卻獲得相當聲譽。它描寫俄羅斯(後為蘇聯)各階層人民在1903年到1929年間,如何生活、戀愛、奮鬪和死去。作者致力於刻畫紅色革命時代和蘇維埃制度的眞實面貌,卻未曾强調任何政治思想。許多人把它當作控訴蘇維埃專政的反共作品,頗值商榷。誠如作者本人所強調:「我的小說並不是用來表達政治意見的,我只是想顯露真正的生活,我並不是一個宣傳家」。或許世人不甚瞭解,「齊瓦哥」的俄文原意是:「活的」、「生的」;作者引用為主角的名字,當然有其深心。

    至於瑞典學院頒獎給巴斯特納克,所持理由若僅是:「他在當代詩以及偉大俄羅斯小說傳統二方面有卓越成就」,那就有失公允。因為巴斯特納克的詩作,正如同前述,存在一些瑕疵;而他的小說,也不及另一位蘇聯作家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評價高。斯拉夫文學專家卡爾格潤就曾重力批評:「在俄羅斯(後為蘇聯)作家當中,他是最缺乏俄羅斯氣質,最『西化』的一位。他早就因這種特性而屢遭蘇聯官方監督機構的痛駡。」

    所以,有人指責瑞典學院的政治色彩過於強烈,認為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給巴斯特納克,不啻是一種反蘇聯的「示威」;而這種指控,並非空穴來風。其理由是,1958年走社會主義修正路線的蘇共領袖赫魯雪夫,正逞其推動「新共產國協」的餘威,改組最高蘇維埃,鞏固他領導的新政權。而瑞典學院決定頒獎給不受蘇聯當局歡迎的巴斯特納克,並以其反映蘇維埃制度生活悲劇為主題的《齊瓦哥醫生》為得獎作品,不免落人口實,予人有指桑駡槐用意。加上蘇聯當局所寄望的主要候選人蕭洛霍夫竟然落榜!無怪乎瑞典學院會被批評為「頒獎不公平」,甚至被指責爲搞「政治陰謀」。

3. 蕭洛霍夫:客觀反映革命現實的作家

    在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事件」發生後七年,即1965年,瑞典學院突然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蕭洛霍夫,理由是:「這位作家在那部關於頓河流域農村之史詩作品中,所流露的活力與藝術熱忱——他藉着這兩者在《靜靜的頓河》小說裏描繪俄羅斯(後為蘇聯)民族生活之某一歷史層面」。蘇聯輿論界齊聲讚揚,譽爲瑞典學院這年的決定:態度公正、抉擇客觀。

    蕭洛霍夫(1905~1984),生長在俄羅斯頓河流域。1924年開始寫一連串的短篇小說——《頓河的故事》,以哥薩克人的社會變遷和蘇維埃時期紅白軍內戰在此地引起的動亂爲主題。1928年起至1940年,陸續發表前後四册的鉅著《靜靜的頓河》,再版100次以上,銷售量超過500萬部,被譯成世界十多種語言。1932年,爲配合蘇聯推行集體農場政策,他寫成了《被開墾的處女地》。此後,他就罕有新的創作。

    《靜靜的頓河》描寫哥薩克人的生活,以及俄羅斯東南部頓河屯田區的傳統和習俗,時間涵蓋了1914~1917年的德俄戰爭,和1917年大革命後五年內的紅

白軍內戰。它是一部類似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作品,結構龐雜,把人物生平與歴史戰爭結合在一起;相當客觀地反映革命現實,即不捧紅軍爲英雄,也不貶損白軍;文筆生動、情節自然,全無强行灌輸政治思想的企圖,反而同情哥薩克人生活環境和傳統社會遭到革命的破壞。正因如此,這部小說才備受欣賞,獲得極高度的評價。

    對於蕭洛霍夫以《靜靜的頓河》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殊榮,世界文學評論家似乎不曾感到絲毫驚訝。但蘇聯流亡作家索忍尼辛回憶錄卻有一段負面評語——「這簡直是集輕率匆忙、多年遲延、補償意味、讓官方(指蘇聯當局)高興於一爐,可說政治氣氛最濃厚的一次了」。

    猶記得1964年沙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時,曾發表一份聲明,公開指責瑞典學院的頒獎失當——「蕭洛霍夫和巴斯特納克兩人,瑞典學院竟先頒獎給後者;而且,獲得此獎項之唯一蘇聯文學作品,竟是一部在外國印行,在其國內被査禁的書。此事殊堪扼腕。欲恢復平衡,可以從反方向做相同的舉動……」。因此,1965年瑞典學院終於頒獎給蕭洛霍夫,但這只不過旨在彌補它本身以前的錯誤罷了。

    至於1974年,索忍尼辛在蘇黎世發表一篇文章,指控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係剽竊哥薩克作家克利烏克夫的作品,但由於年代久遠,缺乏具體證明,尚不足影響蕭洛霍夫在蘇聯文壇的地位。

4.索忍尼辛:賣命的蘇聯「政治犯作家」

        1970年,在法國作家摩里阿克的推薦及奔走下,背景是數學家的蘇聯流亡作家索忍尼辛(1918-2008),以《癌症病房》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這次,瑞典學院甘冒當年「齊瓦哥醫生」事件重演,決定頒獎給一位流亡海外的蘇聯「政治犯」作家,除肯定他的作品價值外,似乎也在擁護他的政治主張和反抗立場。

        索忍尼辛曾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二次世界大戰在前線因戰功獲得兩次獎章。1945年與友人通信批判了史達林,遭受流放八年,相繼在特殊監獄和政治犯收容所服刑,1953年出獄,後因罹患癌腫症,進入塔什干醫院接受治療。

        1962年,索忍尼辛在《新世界》雜誌發表小說《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1964年參加列寧文學獎評審落選。1965年寫就《第一層地獄》,但因內容不妥,稿本遭當局沒收。這裡必須指出,這部小說係以特殊監獄為背景,描寫千萬名以上的「政治犯」—–大部分是優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每天面對帶刺的鐵絲網,妻子兒女不得見面,通信被禁止的不幸生活。雖然他們的待遇比其他勞改營囚犯好,但「地獄」的性質仍然不變。   

        1966年,索忍尼辛又寫成《癌症病房》第一部,翌年,第二部完成。小說的背景是塔什干醫院的病房,時間爲史達林去世前後;內容深具爆炸性,描寫病患的生活,附帶批判現實的黑暗,諷刺蘇維埃制度彷若癌症一般無可救藥。

    索忍尼辛的作品主題,大抵在揭發沉疴的蘇聯的罪惡——這是每位「政治犯」作家創作的共同出路。1970年,瑞典學院頒獎給索忍尼辛,表面上是推舉他作品的道德力量,實則在聲援蘇聯境內被迫害者爭取人權的運動,瑞典學院這一政治企圖,昭然若揭。索忍尼辛於頒獎晚餐會上的致詞,可相當程度對此印證:「……我不能不指出諾貝爾獎的頒獎日期,與世界人權宣言紀念日的偶然巧合,是具有深遠的意義。每一個諾貝爾得獎人對於這種巧合,都不應等閒視之……。但願在今天這個宴會席上,我們不要忘記有許多的政治犯,正在用絕食來維護他們被蹂躪、被蔑視的人權呢!」

    雖然索忍尼辛在蘇聯當局壓迫下,無法親自前往領獎,只用書面致詞;同時,他的最後一段話在晚餐會中被删除了,但這一切都無損於他得獎的意義。後來,索忍尼辛因偸運《古拉格羣島》到國外出版,被控叛亂,繼而遭驅逐出境,這種不幸的命運,是可理解的:畢竟任何反抗性的政治作品,都是賣命的!

5. 不要讓蘇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寂寞!

    綜觀四位得獎的蘇聯作家及其作品,我們應該認識:瑞典學院的頒獎,對蘇聯而言,都參雜有政治因素。不過,讀者若據以誤解諾貝爾文學獎的價値,那也是偏之一隅了。

    正如瑞典學院頒獎的審核標準所揭櫫的:「不論國籍,但求對全人類有偉大貢獻,且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傑出文學作品,方能獲得此鉅獎。」或許,這個界定多多少少會被打折扣,呈現某種性質的國際間「配給」傾向,甚至因意識型態的好惡和國際政治壓力,影響頒獎對象的最後選擇。但我們仍然對它懷以信心,相信它獨有的評審權威。

    對於蘇聯作家的處理態度,布寧的得獎,遺漏了高爾基;巴斯特納克的得獎,延誤了蕭洛霍夫;不容置疑的,這都是瑞典學院決定頒獎的疏忽和錯誤。至於蕭洛霍夫後來的補償性得獎,索忍尼辛的及時得獎,不也反證了瑞典學院勇於擔當、重視人道的積極作風?故此,在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之際,再回顧此前的四位蘇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毋寧更有其特殊意義,亦即:不能讓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身後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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